第18期【半月评论】：共同建设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
当今时代，被称为网络时代或信息时代。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前与网民的在线交流，各地基层政府开通的论坛、信箱等，无一不激发了公众积极参与的巨大热情。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印记与特点。网络问政，为什么会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呢？因为这一举措体现了执政党对网络在现代社会具有的进步功能的信任与运用．反映了社会对通过网络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认同与期待。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对于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社会已然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以网络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不仅使得转型社会本已有的社会状态更加放大、更加凸显，甚至信息化本身就会改变既有的很多社会模式与社会行为。
在传统社会，信息的传递，从高到低层层逐级传达。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地区的那些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之间的交流相对比较少，社会活跃程度没有充分发育。仅从信息占有决定决策质量来看，这就使得执政者在正常情形下做出的决策确实要优于其他群体。而且执政者也比较容易出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即使有一到两个地区或群体有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但由于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络，也无关大局，影响不了既定政策；即使社会上出现了突发事件，也比较容易封锁消息，把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慢慢寻找对策。
但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种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已经很难再奏效了。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把整个地球缩小成了一个“地球村”。在网络中，空间消失了，边界不复存在了，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是最高决策者还是社会普通群众，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中。信息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也能迅即地传播。
这样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任何执政者都应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必然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现在的情形是，执政者对某一项社会政策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与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相差无几，甚至出于体制的或机构的原因，其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有效性不见得比普通大众快多少、好多少、真多少和高多少，如果仍然停留于过去的理念模式，满足于过去的方式方法，不仅不可能执好政，还会引发严重的问题。这些年来，某些地方在应对一些突发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被动与无奈，就给我们在信息时代执政上了很深刻的一课。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重视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缘由。
更进一步看，互联网络正逐渐成为社会大众有效政治参与，消解僵化体制、对抗不良权力行为的锐利武器。
在传统的社会，某一社会个体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有极其迫切的要求，但其诉求与想法如何表达出来为社会、为大众、为政治组织所知道、所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想方设法表达出来了’，由于传播手段的制约，也很有可能只是为少数人、小范围所了解，很难在较大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但在以网络普及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只要他愿意，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他的要求、传播他的理念、贡献他的意见，并且通过网络寻找志同道合的赞同者与支持者，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形成看似虚拟但又能实实在在在政治发展中起作用的组织与团体，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行为产生影响。
这一变化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对现实政治运行来说则是极具挑战性的。如果对此不能有积极有效的回应，会使本来没有事的地方发生事情，会使小问题衍生成大问题，更不用说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和各种矛盾的凸显期。
也正因为如此，执政者对网络的重视并不仅仅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深刻的认识与清醒的自觉。因为对于执政党来说，面对互联网络汹涌澎湃的态势，不能不闻不问做泥胎，也不能掩耳盗铃做鸵鸟。
有的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与网络相距较远，或者说网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说过，科学发展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不会拒绝网络这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发明。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要勇于学习各种新的信息技术，善于用新的信息技术来为政党更好地执政服务，让信息技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利器，而不是相反。
